【專訪】南港煙春識真儒——劉述先師找九宮格聚會長教師門第、行履及哲思
原標題：南港煙春識真儒——劉述先師長教師訪談錄
采訪者：胡治洪（武漢年夜學中國傳統文明研討中間傳授）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表，原載《武漢年夜學學報(人理科學版)》 2010年01期
2009年2月6日，我乘赴共享會議室臺灣年夜學訪學之便，到臺北南港中研院中國文哲研討所拜訪了現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劉述先師長教師。早春時節，煙雨迷濛，南港一帶的建筑和山樹都沉醉在若隱若現之中。而隨著我與劉師長教師談話的深刻，一位自幼涵濡于儒家傳統、身體力行儒家價值、精思高揚儒學義蘊、汲汲致思于儒學發展、并且因應時勢而對儒學作了相應開拓的真儒抽像，愈益清楚地呈現于我的腦際。劉師長教師以亂世異數總括本身的生平行履，這對我們這些躬逢中華平易近族從頭突起的偉年夜時代的后學來說，真是莫年夜的敦促！在此將我對劉師長教師的訪談記錄收拾發表，以饗同志。這項結果的完成，端賴劉師長教師鼎力支撐，謹向劉師長教師致以誠摯的謝意。
一、家 世
胡：起首感謝劉師長教師撥冗接收我的訪問！我從郭齊勇老師那里獲悉，您從2008年9月開始，用私家積蓄在武漢年夜學孔子與儒學研討中間設立了兩個獎項，一個是“王蘊聰紀念獎學金”，一個是“劉靜窗青年教師獎”，請您將這兩個獎項名稱的含義解釋一下。
劉：我覺得武漢年夜學儒學研討做得很好，所以就同郭齊勇老師談，盼望能夠幫助這方面的發展，設立兩個獎學金，一個對于博士生，一個對于青年教師，這也是依照郭老師的提議。獎學金名稱的含義，是紀念我的怙恃，王蘊聰是我母親的名字，劉靜窗是我父親的名字，所以這兩個獎項是作為紀念我怙恃的獎項。
胡：據說您曾表現，在兩岸三地高級院校和學術機構中，您比較重視的是臺灣中研院、噴鼻港中文年夜學和武漢年夜學。
劉：這與我的個人生活有關。我從american回到遠東時，起首就是到噴鼻港中文年夜學，所以我第一項捐錢就捐給噴鼻港中文年夜學，設立“劉靜窗紀念獎學金”。1999年我從噴鼻港中文年夜學退休，到臺灣中研院做了五年特聘研討員，到70歲時又退休，后來就只做兼任研討員，直到現在。由于一些客觀緣由，我沒有在臺灣設立獎學金。而我捐助年夜陸，是基于長遠發展的考慮。在年夜陸選中武漢年夜學，是由于武年夜做儒學研討的人比較多，其他學校人都很少。別的我對郭齊勇的學問人格都很信服，所以就選中了武年夜。所謂長遠發展的考慮，如我曾經對你說過的，牟宗三師長教師和錢穆師長教師雖然在學術上很紛歧樣，但他們生前都講過一樣的話，即儒家假如有前程的話，必定是在年夜陸。這在兩岸三地看得很明白。噴鼻港是最差的，因為它就是一個城市，年夜學與當地的社會是有距離的，所以唐君毅師長教師曾經說他做的工作最基礎與噴鼻港背道而馳，這當然也說得有點過。臺灣就比噴鼻港好良多，因為它有腹地，可以培養當地人才。年夜陸更是完整分歧，那么多的生齒，盡管普通人對儒學沒有關切，但還是會有比例上雖只占少數、而數量上卻并不少的人愿意將發展儒學作為本身畢生的幻想。特別是武年夜現在鼎力吸引年輕人，做得很好，所以我在本身還有才能的時候，愿意幫助武年夜。
胡：為了能夠深刻清楚兩個獎項名稱的含義，能不克不及請您再多介紹一下您怙恃親的情況？
劉：我父親的情況很特別，他是北年夜經濟系學生，身體很欠好。我祖父做南貨生意，從學徒開始，后來創辦本身的事業，他有兩個兒子，年夜兒子繼承父業，小兒子也就是我父親喜歡念書。父親雖然學經濟，但自幼就對性命問題很關注，特別喜歡宋明理學。抗戰初期，他隨北年夜一道退卻到昆明，是在東北聯年夜畢業的。我們一家人連同祖母也跟父親一道到昆明，只要祖父不願走，就留在上海。后來看到上海沒有很年夜的戰亂，于是父親畢業后，就帶領我們全家繞道越南回到上海。回上海后，父親不愿在敵偽統治下幹事，歸正祖父有生意，生涯不成問題，于是就隨本身的興趣發展。他的興趣在于宋明理學，但宋明理學對他來說并不夠，所以他又結識了一些人，如跟蔣維喬（別號因是子）學打坐，跟太極名家陳微明學太極，卻依然覺得不私密空間滿足。后來他從蔣維喬那里得知上海南市一座寺廟里有一位高僧，是華嚴座主，法名應慈，就自行到那座廟里往見應慈法師，訴說心中的迷惑。應慈于是向我父親開示權實、真俗之間的差異，我父親當下如有所悟，后來就時常往應慈法師那里。應慈法師這時向我父親傳授了一部篇幅很小但很主要的經書，就是華嚴初祖杜順的《法界觀門》，此中講述了真空觀、理事無礙法界觀、事事無礙法界觀等等。我父親讀后認為這是千古絕唱，由此皈依華教學嚴，成為居士，法名年夜照。他參與考證華嚴宗主要著作的源流，如賢首的《華嚴經探玄記》，十多卷；清涼澄觀的《華嚴經疏鈔》，四十卷。他們找來最好的版本進行校勘，又出資出力將這些經書刻印出來，所以我父親為華嚴宗做過許多工作。我至今還躲有這些經書，是我來臺灣后父親寄給我的一套。華嚴是以也就成為我父親的終極關懷。我父親雖然不論生計，但他實際上是我們家庭的精力領袖，對我伯父的十個後代和我們五兄弟姊妹都有很年夜影響。父親的思惟包融了儒家和佛家，他認為儒釋之道如日月經天。他雖然在北年夜讀書，但并沒有遭到歐化思潮影響，生涯方面完整遵守儒家規范，對怙恃非常孝順。只不過他認為儒家那一套規范并缺乏夠，所以又接收年夜乘佛學，特別是華嚴宗的圓教。他走的是結合儒佛的門路。
我父親年輕時候，英文學得很是好，后來也考掏出國留學名額，但因祖母不放他走，所以沒有出國。雖然沒有出過國，但由于他的英文很是好，所以抗戰勝利后他在北年夜經濟系的一位老師李卓敏任上海善后救濟總署副署長時，就擔任過李的秘書。父親一輩子就做過那幾年紀，到國平易近黨撤離年夜陸后，他就沒有再幹事了。他暗裡的興趣就是宋明理學和華嚴佛學，我們從小就受這種教導，所以我們不是在反傳統氣氛下長年夜的。我們的家庭長短常確定傳統的，并且這種確定不是內在的，而是真正信任這種傳統，真正在家庭生涯中實行這種傳統。
1949年，父親也曾經想要離開年夜陸，為此到廣州往過一趟，后來覺得搬場太不不難，就放棄了這種設法。當時有這樣一個機緣。1949年5月，上海的海陸路都欠亨了，我的年夜堂姐在銀行任務，她有一位同事有兩張從上海到廣州的機票，這位同事臨時決定不要這兩張機票了，就告訴我年夜姐，年夜姐告訴父親。父親考慮，我的年夜堂哥冠先和我是兩家長子，當時分別是19歲和15歲，功課都很好；為了不使我們的學業遭到干擾，決定讓我們經廣州到臺灣往念書，用父親的話說，是要留下劉家的讀書種子。這樣，我和年老就糊里糊涂地走了。記得當時父親問我想不想往臺灣，我當時什么也不懂，只覺得海闊天空，風趣，就這樣走了。先飛到廣州，等待臺灣進境證花了兩個月，然后坐船到了臺灣。我在臺灣念了兩年高中，畢業后考進臺灣年夜學。
我們家由于在上海經商，并沒有回老家（江西吉安）；而我們家的生意在上海只能算是很小的，比良多富豪差得很遠，所以1949年以后，我們家并沒有遭到什么沖擊，只是被孤立罷了。父親要談宋明理學和華嚴佛學是沒人可談了。
胡：1954年熊十力師長教師自北京移居上海，與您父親有來往？
劉：是這樣。我父親在北年夜時有一位很是要好的伴侶，叫張遵騮，他是張之洞的曾孫。張遵騮是學歷史的，專長在佛學，錢穆師長教師、熊師長教師都教過他。牟宗三師長教師當年沒錢，還靠他接濟。他后來重要跟從范文瀾，范文瀾著作中有關佛學的部門，重要就出自張遵騮之手。張遵騮束縛前在復旦任教，束縛后才移到北京。他在上海時研討佛學的同志之一，就是我父親，他們經常在一路談佛。而我父親認識熊師長教師、牟師長教師，都是通過張遵騮。記得我童年時候，牟師長教師到上海，還到我家吃過飯，所以我對牟師長教師是稱伯伯的。
1949年，熊師長教師也曾南下，當時徐復觀師長教師想把他接到臺灣來，但董必武、郭沫若等人勸說他留在年夜陸，做了政協委員。這樣，熊師長教師就在北京住了一段。但北京的氣候他受不了，就移到上海來了。熊師長教師來上海前，張遵騮給我父親寫信告訴這一信息，說熊師長教師也沒有什么人可談，要我父親多與熊師長教師談談。我父親本來就很敬仰熊師長教師，當時他給我的信中就曾表現平生最敬仰熊十力和交流陳寅恪，此前也已讀過熊師長教師的書。這樣，熊師長教師到上海后，兩個孤獨人就時常在一路談佛談儒。
胡：《熊十力與劉靜窗論學書簡》是他們在上海談話的結集嗎？
劉：是的。熊師長教師在上海的居處離我家很遠，所以他們談問題往往要采用通訊方法。熊師長教師的“新唯識論”是反對唯識論的，認為唯識論將生滅與不生滅截成兩片，所以轉到儒家，講年夜易。我父親與他辯論，認為熊師長教師對唯識宗的批評能夠是對的，但釋教的精義卻并不全在唯識宗，依照華嚴宗的觀點，它的判教是小、始、終、頓、圓，從這一觀點來看，唯識宗只是始教，所以因唯識宗而否認整個釋教，我父親不克不及接收。他們談論孟子，彼此意見也分歧。因為熊師長教師那時變得很會議室出租是激進，把孟子當作“孝治派”，把孟子以及后儒都當作“奴儒”，他的學生都不克不及接收，所以兩人的辯論很是劇烈，經常是年夜吵然后又息爭。這些論學書信竟然就保留下來了，這里面的一個主要人物就是我的弟弟任先，他經常在我父親與熊師長教師之間傳遞書信，屢次見到熊師長教師，熊師長教師對他也很好，還親筆寫過短函給他。我父親跑佛廟也總是帶著他，他也見過許多有名和尚，如虛云僧人等，所以他受父親釋教思惟影響比我深得多，懂得也更深刻。
我父親最基礎反對我念哲學，因為在佛家看來，一切都是空，理論建構也是空的，應付世俗生涯，有一個任務就好。所以任先學的就是機械工程，在西安建筑學院當傳授。任先將我父親與熊師長教師的一切書信都收在一個盒子里，躲在小閣樓上，一躲就是幾十年。1978年我以看望老母的人性來由，在離開29年后，從american初次回上海，任先從西安回上海見我，才告訴我有這樣一批資料。我那時對年夜陸的情況完整不知深淺，所以最基礎不敢動這批資料，更不要說帶走。再說我對這批資料的佈景也不清楚，帶走也沒有效。于是任先又花了許多時間個人空間，將這些書信按順序編好，后來拜託一位噴鼻港學者、也是我的伴侶和同事陳特帶給我。我一看這些書信，就覺得太有興趣義，它們恰是熊師長教師在寫作《原儒》、《體用論》、《明心篇》等著作時寫下的書信，對于懂得熊師長教師的這些著作具有史料價值。我當即寫了一篇導論，發表在《中國時報》上，后來一并結集為《熊十力與劉靜窗論學書簡》。遺憾的是此書錯字太多，因為太專門了，我弟弟又花時間校對了一遍，但卻沒有機會重版。
胡：今后編您的文集時，可以將此書作為附編予以重版。
劉：在年夜陸出書我的文集，郭齊勇早就提過這個建議，但存在兩個困難。一是論著數量太龐年夜，僅中文專著就有二十多種，加上編著達幾十種，別的還有英文著作。二是由于意識形態緣由，有些文章在年夜陸確定出不來；若要在年夜陸出書，必須要刪改。我的《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盡管與政治完整無關，在年夜陸出書時都幾多有些改動。我的原則是，一切改動只能刪，不克不及加；因為刪節后畢竟還是我的文字，增添文字就靠不住了。這件事將來怎么做，我還不曉得。假如像錢穆那樣就很蹩腳。錢穆暮年依賴太太，他太太在出年夜陸版錢穆文集的時候，要把錢穆“現代化”，對錢穆著作年夜加改動，所以那個版本就保留文獻來看是沒有多年夜用處的。
胡：那么您母親的年夜致情況是怎樣的呢？
劉：我母親是一位徹底的傳統型婦女，她將儒家價值觀徹底內化。她是由我祖怙恃選中的媳婦，然后從吉安帶到上海，幾年后才同父親圓房。父親教她念書，教她英文，可她對那些東西沒有什么心得；但她會照顧婆婆，照顧她的四個兒小樹屋子和一個女兒，一輩子就做這些事。我在家的時候，連內衣都不知放在哪里，都是母親保證。我父親在1962年往世，那時不要說盡孝，連奔喪都不成能。年夜陸開放以后，我將母親接到南伊年夜往住，但她覺得很孤獨，不如上海胡衕里左鄰右舍人良多，很熱鬧，所以住了一年，實在受不了，又歸去了。母親是七十多歲往世的。
二、行 履
胡：以上對您的門第有了一些清楚，上面想請您談談本身的學思歷程。
劉：我在臺灣年夜學哲學系本科畢業后，軍訓一年，然后再回臺年夜進碩士班念了兩年。那一階段重要是受方東美師長教師的影響。我的本科畢業論文是對邏輯實證論和語義學的批評，我把論文寄給牟宗三師長教師，他幫我拿到噴鼻港的《不受拘束學人》發表了。我的碩士論文是關于卡西勒的文明哲學，由方東美師長教師指導，那時我已將卡西勒的《論人》翻譯出來了。1958年我碩士畢業后，由徐復觀師長教師和牟交流宗三師長教師推薦，進進東海年夜學任教，占了一個學術崗位，此后至多在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帆風順。徐師長教師是東海年夜學創校元老之一，擔任中文系主任。牟師長教師被徐師長教師從臺灣師范學院（現在臺灣師范年夜學的前身）拉到東海，承擔通識課程中有關哲學的部門。后來預計要牟師長教師改教中舞蹈場地國哲學史等專門課程，所以需求另找一人教通識課程。這樣，我一到東海，就接替了牟師長教師的通識課程，介紹東東方哲學的過程。那時我已寫出了《文學欣賞》書稿，就將這一內容也參加到通識課程中，很是受歡迎。后來我結集出書了《文學欣賞的靈魂》一書，由于當時同類書很少，這本書一時成為暢銷書，以致盜版都有十幾種。當時東海沒有哲學系，學生們從我的課程中聽到一些關于東方哲學的介紹，很有興趣，有一批學生就請求我進一個步驟講授東方哲學。我那時還沒結婚，所以晚餐后就找一間教室，給他們講東方哲學，重要講古希臘哲學。這一課程，學生沒有學分，我也沒有薪水。除了通識課程之外，我還可以隨便開課，好比我那時做克羅齊的美學，就開課講克羅齊的美學。聽過我的這些課的學生中，有杜維明（后任american哈佛年夜學傳授、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劉全生（后任臺灣中心年夜學校長）、王靖獻（筆名楊牧，有名詩人，后任american華盛頓年夜學傳授，曾借調任臺灣中研院文哲所所長）等，學生覺得有收獲，我也教得很高興，我們之間的年齡相差并不年夜。
那時牟師長教師也還沒有結婚，我經常往他那里跑，就在他那里認識了我太太劉安云。我太太是東海生物系第一屆學生，我沒有教過她。我們在1961年結婚。后來牟師長1對1教學教師離開東海往了噴鼻港，我在東海留到1964年，然后到american南伊利諾年夜學念博士學位。
我在本科畢業后，就已獲得ame共享空間rican華盛頓年夜學的學費獎學金。當時理科能夠獲得american的學費獎學金已經是最高能夠了。但由于兩個緣由我沒有往american留學，一個緣由是我認為本身的學問根柢還不厚，現在留學對我紛歧定是最好的選擇；第二個緣由是僅僅給我學費，我的生涯怎么辦？那就得打工，我是經心在學術，不愿意那樣做。所以我獲得獎學金也沒有往american，就留在臺年夜念碩士。
那時american南伊利諾年夜學是一個新興的學校，是伊利諾州立的年夜聚會場地學。伊利諾州最好的年夜學當然是芝加哥年夜學，但芝加哥年夜學是私立的；公立年夜學中最好的就是位于Urbana-Champaign的伊利諾年夜學。南伊年夜原來是一所師范學院，距離芝加哥三百英里，校園很廣闊，隨著生齒增添，這所學校就成為伊州南部的學術文明中間。當時的校長要發展哲學系，哲學系主任Willis Moore就把老同學、密蘇里州華盛頓年夜學的Lewis Hahn找來做研討部主任，年夜事擴充研討院。他們有兩個構想，一個是同時重視專業和通識教導，由此將哲學弘揚出往；另一個是把目光投向東方，發展比較哲學，所以要到東方往網羅人才。剛好這時東海年夜學舉辦了一個Chinese Civilization Camp，有兩位american哲學傳授來參加這個夏令營，此中有一位是南伊年夜的William Harris，他特別喜愛印度哲學和中國哲學。他們就主動同我接觸，告訴我說南伊年夜新辦一個哲學博士班，負擔所有的價格，問我要不要往念學位。那我當然夢寐以求，這樣我就到南伊年夜往念博士班了。
我在南伊年夜念博士班，念得特別快，兩年就念出來了，而年夜多數american學生卻要念很多多少年，緣由在于他們被第二外語阻攔了，american人不會學外文，而我在臺年夜時就學過德文，所以我的德文一會兒就考過了。然后就是考預試，預試要考兩天，那是要考得脫一層皮的。要考東方哲學史、認識論、形上學、價值論，有些人準備預試就要準備一兩年。而我在臺灣就是教東方哲學史的，所以一面上課一面準備，課程一結束我就考預試，就過了關。然后就寫博士論文。這時我很幸運地遇見了我的導師Henry Nelson Wieman。Wieman本來是芝加哥年夜學神學院傳授，是一代宗師，倡導“經驗神學”(empirical theology），這是一種很奇異的結合，神學普通是超出的，怎么居然有“經驗”的神學呢？實際上他是將“內在”與“超出”聯系起來了。所以他談到最后ultimate commitment（終極拜託），乃是creative interchange（創造性的交通）。這就同我們中國《易經》的內涵完整相通啊！也與方東美老師講解的《易經》相通。這樣我的論文就寫得很順暢，1966年順利畢業了。那年Wieman是80歲，南伊年夜授予我博士學位，授予Wieman榮譽學位。
那時在南伊年夜哲學系教通識的William Harris，他的身體欠好，病倒了，要找人代課，就找到了我。所以我博士還沒念完，最后一個學期就已經在南伊年夜教通識課程。南伊年夜的通識課程是買辦教學，普通有三百學生，在演講廳上課，一周上課三個鐘點，教師講兩個鐘點，然后分紅十二班，一個助教帶四班。我本來是給Harris當助教，他病倒后，我就成為主講，也用三個助教。我的教學反應很好，Student Evaluation對我的課給予很高的評分。因為Harris的病情不克不及1對1教學很快復元，校方就要我畢業后留校一年，我也批準了。
由于我本來就抱定留美畢業后回外鄉服務的主旨，所以我當初雖然可以不拿Fulbright Travel Grant，但我還是拿了這個Travel Grant。而依照Travel Grant的規定，我畢業后必須回原地服務兩年，才幹再出來。我畢業后暫留一年是沒有問題的，但一年期滿后，校方還要我繼續留下來，我就分歧意了。正當我準備離開american的時候，卻發生了一個插曲。傅偉勛到伊利諾年夜學念博士學位，我堂哥也在那所學校當工程傳授，那年圣誕節我到Urbana-Champaign往了，住在我堂哥處，被傅偉勛約往一敘。傅偉勛勸我留在american不要回臺灣，因為我回臺灣當然是想進進臺年夜哲學系，東海年夜學沒有哲學系，我當然不愿長駐東海，但傅偉勛剖析說我絕對進不了臺年夜哲學系，即便進了臺年夜哲學系也做不成什么事，不如就在american開辟一個新六合家教。與傅偉勛談了一徹夜，結果我決定留下來了。這時南伊年夜哲學系主任到東部參加哲學會，已經準備僱用教師講東方哲學課程，我就在Urbana-Champaign給系主任發了一封信，表現我還可以留校，他很高興，說我們不消再僱用人了，就請你吧。那時任務好找，不像現在這么困難，我畢業時只是將我的檔案、成績單、博士論文資料一發布，并沒有申請任務，就有三個offer，請我往做助理傳授。我將這三個offer給系主任看，系主任說我往替你設定，他的設定就是把三個offer都回絕了，把我留在南伊年夜。這在american也是少見的，american學校原則上不留本身的畢業生，必定要到外邊往闖蕩，過一段時間在外邊安身了，才把你請回來任教。可是我教的課程不是南伊年夜其別人可以教的，並且我來南伊年夜之前，在東海已經是副傳授，所以他們就把我留下來了。
可是南伊年夜留我卻碰到了年夜麻煩。因為我拿了Fulbright Travel Grant，按規定畢業后要回原地服務兩年，我不歸去就是違約。校方必須通過伊利諾州的眾議員向國會送一份bill，說明南伊年夜需求這個人的專長，要他多留兩年。這份bill并不需求國會通過，只需送進往了，我就可以留兩年。這件事使那位議員很為難，他提的bill都是諸如造一條公路，幾百萬的工作，現在竟然為了留一個人要送一份bill。但哲學系的意思很堅決，系主任對校長說必定要留這個人，這樣就送了一份bill到國會，我就留了兩年。兩年過后還要留我，又送第二個bill，又留兩年。這樣就留了四年，而在這四年中我已經升任副傳授，學校給我tenure，成為永遠聘約了。可是在那四年中，我也有困難。但凡通過向國會遞交bill方法留在american的人，不克不及離開american國境，一旦離開，就視為自動放棄居留權。所以我游覽Niagara falls，那個風景是從加拿年夜那邊看才更壯觀，但我只能從american這邊看，而不克不及往加拿年夜那邊，一往加拿年夜那邊就不克不及回american了。
在我第二輪bill送出往后，學校通過行政系統，為我提出減免前往原地服務兩年的申請，來由是我的專長是american需求但卻培養不出來的。這一申請獲得勝利，我也就可以離開american了，那是1971年。那一年唐師長教師、牟師長教師都已經在噴鼻港中文年夜學，邀請我往講學，于是我在1971－1972年間從南伊年夜休假，前去噴鼻港，在中文年夜學的新亞書院教了一年書。那時新亞書院雖然已經并進中文年夜學，但由于新界沙田的新校區還沒有建好，所以還是在九龍農圃道。我在新亞教書期間，正值中共代替臺灣進進聯合國，許多年輕人對此很是迷惑，唐師長教師就組織文章討論若何對待這一新情況，也要我寫文章。我在《明報月刊》發表了一篇兩萬字的長文。在文章媒介中，我表現贊成中共進進聯合國，因為這反應了這一地區的政治現實。要留意我那時拿的是“中華平易近國”護照，這樣講豈不是“叛國”嗎？當然我人是在american，并不回臺灣。接下來我論述在哲學、文明上認同儒家傳統。洋洋灑灑一年夜篇，在噴鼻港惹起很年夜反響。當時臺灣駐american領事館的一個人看到我這篇文章，就把媒介刪往，然后發給歐美一切反共的華文報刊發表，結果我這篇文章成了我的中文著作中影響最年夜的一篇。蔣瑜伽場地經國后來之所以那么尊敬唐君毅，緣由也在這里。唐師長教師往世后在臺灣設祭，蔣經國獨安閒靈堂追思了幾個鐘頭。也因為這篇文章，后來我回臺灣，他們把我當作好漢。但其實我在政治上最基礎不是國平易近黨，我完整是從學術、文明、思惟上確定中國傳統。
胡：您若何定位本身與唐師會議室出租長教師的關系？
劉：我對唐師長教師并沒有直接的師承關系，但我視唐師長教師為師長輩。我年輕時代遭到唐師長教師《中國文明之精舞蹈教室力價值》的影響。唐師長教師喜歡講中國文明之精力過程、印度文明之精力過程、東方文明之精力過程等等，這種學術路向與方東美師長教師的學術路向是一個形式，都是文明哲學的形式，而不是牟師長教師那個形式。我本身與方、唐的形式比較契合，所以從方師長教師到唐師長教師，再到我，這條線索是很明白的。而牟師長教師由于同我父親是伴侶關系，所以我對牟師長教師執故人後輩之禮。但到后來，在中國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方面，我受牟師長教師的影響更深。聚會場地
1972年，我從噴鼻港前往american。到1974年，唐師長教師、牟師長教師同時退休，就把我從american召回噴鼻港，做中文年夜學哲學系主任。此后，我1974－1976年在噴鼻港，1976－1978年在american，1978－1980年又在噴鼻港，1980－1981年又在american。這樣來來往往，每次回來都升一級。到1981年，噴鼻港中大體找人接替唐師長教師空出來的講座傳授位子，最后就找我往了。這時我想我不會再回american了，就把南伊年夜的位子辭失落了。那時中年夜校長就是李卓敏，後面說過他是我父親的老師，但我第一次往新亞的時候，最基礎沒有與李卓敏聯系，因為他在新界，我在九龍。到1974年我擔任哲學系主任，當然要往拜會校長，我就告訴他我是某或人的兒子，所以他與我有一種特別關系。可是我完整不是因為他的關系進中年夜的，是因為唐、牟的推薦進中年夜的。
我擔任哲學系主任時，對哲學系做了很主要的變革。中年夜是由新亞、崇基、聯合三個書院采取聯邦制組成的。聯合書院沒有哲學系；崇基哲學系是基督教佈景，有勞思光、何秀煌、陳特等人；新亞哲學系是中國文明佈景，有唐規矩、李杜、王煜和我這些人；這兩個哲學系要進行整合。以前唐、牟兩個年夜師在這里，隨便怎么開課都行，但我們新一輩不克不及像以前那樣開課。而要打破新亞和崇基的隔閡，將兩邊整合起來，這是一個全新的任務。但我做這件任務時，惹起唐師長教師他們的嚴重誤解，認為我背棄了新亞的傳統。有一段時間甚至把我和余瑜伽教室英時當作叛徒！余英時那時是中年夜副校長兼新亞書院院長。唐師長教師對我的人格有誤解。但牟師長教師分歧，雖然意見方面彼此相左，但在人格上從來沒出缺少對我的信賴。
胡：對于這段經過我比較清楚，我對雙方都給予同情的懂得，認為實質上是兩種辦學形式和教導理念的不合。這一見解，我在《大師精要：唐君毅》（云南教導出書社2008年9月版）那本小書中表述過了。
劉：唐、牟是以傳揚儒家哲學作為他們的重要關切，在這個條件下，我作了一個主要的轉折，比較重視學術的客觀性。中年夜沒有博士班，學生畢業教學場地后，都是到外國往念博士學位，我無妨礙他們個人的發展，因為我信任理一而分殊，大家走本身路。站在唐、牟的立場來看，可以認為我起了一個很壞的感化。原來中年夜完整是儒家正統，可現在中年夜最強的是現象學、海德格爾那些東西。從唐、牟的道統來看，這當然是歧出的。但問教學題是唐、牟任教的時候，連我這樣的學生都教不出來，因為那些學生太依靠在他們的權威底下，到時候沒有辦法出來獨當一面，所以要從american把我拉回來。我的思惟來源，一方面是唐、牟，一方面是方師長教師，還有就是外國的，我有一個多元架構，這種多元的架構就不克不及把持它的發展嘛。唐、牟的強項是宋明理學，但他們的學生年夜多不克不及教宋明理學，獨一可以教宋明理學的是教學場地王煜，可王煜是鋪散型的，廣度很夠，著作量很豐富，但沒有深度。唐規矩對師說守得很緊，但不克不及開闊。其實自非嫡派的金耀基在1977年就職院長以后，成立錢穆講座，龔氏學人，明裕基金，繼續發展新亞精力。在我的通力共同之下，積極推動海內外的學術文明交通，促進李約瑟、狄百瑞、朱光潛、賀麟、馮契、張立文等訪港，使新亞在分歧方法之下，維持當代新儒家中間的位置。
從1981年到1999年退休，我在噴鼻港中年夜共享會議室一向做講座傳授。至于1999年我從中年夜退休以后的情況，後面已經介紹過了。至今為止我的經歷年夜致就是這樣了。我早年遭受亂世，能有現在這個樣子，真是一個異數。記得當年在上海時，飛機投炸 彈把我家的墻壁炸出一個臉盆年夜的洞。還有親友看到japan(日本)飛機轟炸時，舞蹈場地一個黃包車夫的腦袋被彈片削失落了卻還在跑。天天都在恐懼中，哪里想到還會讀書。
三、哲 思
胡：您對中西學術、思惟、文明的研討，您與何炳棣關于“低廉甜頭復禮真詮”的論戰、對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和《朱熹的歷史世界》的商議、以及對翟志成批評熊十力師長教師的反批評等等，內容實在太豐富，牽涉面很廣，此中雖然有良多話題，但這次訪談無法觸及了。我想請您集中簡要地談談您的哲學思惟以及體系架構。
劉：我的思惟基礎上可以用三個命題加以歸納綜合，就是“理一分殊”、“兩行之理”和“回環”。 “理一”是我們的終極向往，而實際上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分殊”的狀況中；但我們雖然在“分殊”的狀況中，卻又總是在尋求“理一”。例如人們總是企看無限，但無人不是無限的；而人的無限性卻又從來不克不及禁止他企看無限。又如分歧的文明傳統之間總會有相通之處，但這種相通只是一種極小的通，不成能是極年夜的通，相反，各個文明傳統的發展可以構成極年夜的差異；但這種差異性卻又不是必定要走向彼此敵對的田地，彼此之間還是可以求同存異，這就體現了多元價值融通的理念。還有近年來的一個奇異傾向，也可作為“理一分殊”的例證，就是glocalization。glocalization是globalization與localization這兩個單詞的拼合，globalization意為全球化，localization意為外鄉化，所以glocalization的意思就是“全球－外鄉化”。這種傾向表白當當代界恰是在廣泛性的“理一”和特別性的“分殊”這兩極之間移動。各個處所都在趨向全球化，同時又都在堅持外鄉性；但雖然都在堅持外鄉性，卻又都在趨向全球化。再好比一滴海水與整個陸地的關系，一滴海水的質素甚至與整個陸地完整一樣，但一滴海水依然是一滴海水而不是整個陸地；可一滴海水雖然不是整個陸地，卻又相通于整個陸地。這般等等，都表白“理一分殊”的廣泛意義。
所謂“兩行之理”，既可作為“理一分殊”的另一種表述方法，也可用來表述其他面相。就“理一分殊”來說，“理一”就是一行，“分殊”則是另一行。就其他面相來說，主從、一多、同異、真俗等等，也都是“兩行”。形上形下、年夜千世界、萬事萬物，都只能有“兩行”。這一點我批準牟師長教師。傅偉勛曾批評牟師長教師的“同心專心開二門”說，認為應該有多門，這實際上是傅偉勛不懂。按佛家的說法，只能有真、俗二諦，真諦就是“理一”，俗諦則是多元，一多相容，所以只能同心專心開二門，沒有說同心專心開多門的，多門就不相關了，二門就是多門嘛。一與二、一與多，意思一樣。所以牟師長教師批評傅偉勛最基礎不清楚這個事理，我批準牟師長教師。
基于“理一分殊”，可以認識到超出與現實總是處在一種動態的張力之中，這給我們的一個啟示是，我們不克不及最終脫離本身的無限性往掌握別的東西。無限只能通于無限，但無限卻永遠不克不及同于無限。假如說無限同于無限，就是僭越，就是以偏概全，就是悖理的，就有邏輯牴觸；而邏輯上如有牴觸，存在上就不成能，就不克不及存在。無限通于無限，就是“理一分殊”。無限就是“分殊”，通于無限就是指向“理一”。我所說出來的“理一”，也就是通過我的無限性所反應出來的無限，那已經不是無限自己了。沒有人能夠反應出無限自己。所以所謂“一即一切”只是相即的關系，而不是同等的關系。決不克不及說我能夠擁有那個“一切”，只是在必定意義上我可以體現那個“一切”。在這個意義上，我與那些崇奉絕對“年夜同”的人有很年夜差異。那些人信任有朝一日差異將會泯合無間，存有界達到完整統一；而我認為只需牽涉到具體性命，只需落實到現實，這種情況就不成能，就必定有差異。我們都是指向“年夜同”理念，但這個理念在任何時代都不成能充舞蹈教室足實現。在現實的分殊的層面，總會存在牴觸，并不因為有一個超出的“理一”就能夠泯滅牴觸。但“理一”又可使牴觸在必定階段必定水平達至某種調和。
無限永遠不克不及同于無限，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無限又永遠可以通于無限。是以，宇宙人生都不是封閉系統，而是開放系統，處在永遠的回環之中——由內在到超出，由超出到內在；由部分到全體，由全體到部分；由具體到抽象，由抽象到具體；由對立到統一，由統一到對立；由多到一，由一到多；……不斷回環，無窮無已，永不封閉，永遠開放。《易經》的最年夜聰明就在這里，所有的六十四卦，第六十三卦是既濟，第六十四卦則是未濟。《易》之三義包括不易，就是絕對的“理一”；又包括變易，就是相對的“分殊”。單講不易就成為絕對主義；單講變易就成為相對主義。唯有不易與變易相契合，才構成生生之易。《易經》六十四卦系統不是一個封閉的完成，而是一個開放的完成，是一個永遠不會終結的辯證過程。勞思光總是批評儒家是一個封閉系統，我很分歧意。我表述的儒家睿識，完整不是一個封閉系統。
胡：我懂得您這三個命題是一種宇宙觀和方式論，用以對待年夜千宇宙、人文世界甚至人類心靈的種種事物和現象。
劉：對。這三個命題，在第一個層次上是方式論，是對客觀世界的抽象歸納綜合，又可據以掌握客觀世界；但在第二個層次上，也是形上學，表白本體與現象相互涵蘊；還有第三個層次是實踐論，可以指導思惟和行為。這三者也是一個回環。
胡：談到本體，您若何界定“理”？
劉：我所謂“理”，是不克不及加以界定的。不加界定的“理”才有超出性。而一旦被言說界定，就有了限制性，就不是“一”而是“二”了，也就不是“理一”而只是“理一”在當下的一種呈現了。所以我所謂“理”是一個“道可道，很是道”的存有，只能夠意會。
胡：您這是不是用儒家范疇構成一個廣泛性的框架，來包涵一切無限的事物和現象？假如是這樣，那個情勢化的“理”就依然體現了您的文明佈景和價值取向，這是不是依然有判教的意味？
劉：我有隱涵的判教，也就是說我有本身的終極崇奉。不過我并不強迫他者接收我的判教，因為一切判教都沒有廣泛性，基督徒總是會把基督教放教學在最高層位，儒家也同樣會把儒學放在最高層位，唐師長教師聚會場地也不克不及防止這一點，他的九個境界，最高的還是儒家“天德風行境”，非儒家人士就不會接收這種觀點。Neville（南樂山）等人作為基督徒，可以開放給我們儒家，我們儒家也應該開放給基督徒。所以我對“理”不加界定。
胡：這能夠就是姚才剛那本書（按指《終極崇奉與多元價值的融通——劉述先新儒學思惟研討》，巴蜀書社2003年10月版）所提醒的終極崇奉與多元價值融通的宗旨吧？我認為您這樣處理終極崇奉與多元價值的關系，既具有公道性，又非常奇妙。公道性在于，一切現實的價值當然都是相對的、無限的，當然要通過回環而不斷通于那個“理”。奇妙則在于，您隱躲了價值內涵之后，您那種共享空間以儒家范疇構成的廣泛性框架，就退而可以防止他者的批評，進而可以消解并且包涵那些自以為是絕對的、獨尊的思惟體系，這在儒家依然處于弱勢的時勢下是特別有興趣義的。
劉：姚才剛那本書對我的思惟體系的表述年夜體是可以的，不過我現在的思惟比姚才剛那本書中所表述的內容又有了進一個步驟發展。其實我的思惟體系并不克不及解決現實中的爭端。理念并不克不及平伏現實中的沖突。盡治理念可以相通，但現實中還是會有牴觸沖突。當然，現實中雖然有牴觸沖突，但理念是可以相通的。
胡：劉師長教師現在雖已年逾古稀，但依然身體結實，心態安寧，思維清楚，又落腳于中研院文哲所這樣一個具有優良學術環境和豐厚學術資源的地點，能否預計以著作方法完成本身的思惟體系呢？
劉：能否完成體系也很難說，就本身的機緣，能做幾多就做幾多。有了基礎理念，要具體鋪陳的話，也就是把資料加進往罷了了。就像唐師長教師的“九境”，也是有了基礎思惟，然后將具體資料加進往。
不過體系這個東西，孔子有孔子一套，孟子有孟子一套，程朱有程朱一套，陸王有陸王一套，唐牟有唐牟一套。體系一旦完成，就成為必定，可是宇宙人生不會到此結束，宇宙人生永遠是開放性的。天然的東西終究無限，它或許可以開放給無窮的時空，但畢竟會接收某些東西而又排擠某些東西。一個個體所能做到的極至，就是完成于不完成之間。人生一世，既不克不及不完成，但他的完成又不克不及禁止宇宙的運行，也不克不及禁止別人往發展新的體系。我既然講開放系統，就不會企圖造出一個絕後絕后的體系，那就是自相牴觸了。黑格爾犯的最年夜錯誤，就是總想制造一個絕後絕后的體系，宣布一切到此終結，我認為這是悖理的。你本領再年夜，也只能夠無限通于無限，不成能無限同于無限，否則就是僭越。人所能做到的極至，就是通過無限的性命與無限相通，所以不是一瑜伽教室個封閉系統。可是我做出來的東西必定部門是封閉的，一本書寫完了，有什么東西也就在這本書里面了。